第21届亚太肝脏研究学会年会报道

2011年2月17-20日，第21届亚太肝脏研究学会（APASL）年会在泰国曼谷召开，3885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肝病学者参加此次大会，其中中国学者834位。本报特派记者亲临会场，第一时间发回报道，直击现场，分享会议盛况。

（开幕式现场）

（图为本报记者与大会主席皮拉茨威苏斯教授合影）

立足现在 启迪未来

　　201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20届APASL年会仿佛刚刚结束，又一届APASL年会已经拉开帷幕，就大会主题及几个学术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本届大会主席Piratvisuth教授及我国学者贾继东、魏来教授。

　　《中国医学论坛报》：本届大会的主题为“启迪未来”（enlighteningthefuture），请谈谈您对这一主题的理解。

　　Piratvisuth教授：我们有信心呈现给参会者一个世界性的肝病学术会议，这里不仅有亚太地区的学者，还有来自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的学者，包括讲者与听众，他们带来最新的研究结果和学术观点。这次大会是创新的、世界顶级的，我们将共同启迪未来，推动肝病研究进展。

　　贾继东教授：我理解“启迪未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目前的许多研究可能对于医学未来的发展都是有作用的；其二，就APASL的发展来说，这些年来，APASL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学术内容不断扩充，学术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的北京APASL年会收到超过1000篇的论文摘要，今年增加至1700篇，这是个很好的证明。其中很多是新的研究及首次发布结果的研究。因此，APASL年会不是简单回顾，而是在逐步影响未来，启迪未来。

　　《中国医学论坛报》：请谈谈您对乙型肝炎个体化治疗的理解。您认为慢性乙型肝炎个体化治疗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Piratvisuth教授：我认为，慢性乙型肝炎的个体化治疗时代即将到来。根据患者的基线特征、治疗中的病毒学及血清学应答，医生为慢性乙肝患者订制个体化治疗方案，包括初始药物选择、治疗中监测及确定治疗终点，这3个方面对乙肝个体化治疗都非常重要。

　　首先，应该对乙肝患者的病情危险因素进行评价，包括患者年龄、HBVDNA水平、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及HBV基因型等因素，然后选择初始治疗方案。其次，治疗中应密切监测患者血清学指标、免疫学指标变化及HBV病毒载量，这对于指导治疗方案的调整非常重要。在治疗过程中，ALT水平的波动与宿主正在进行免疫应答有关，特别当患者接受聚乙二醇干扰素治疗时。聚乙二醇干扰素治疗12周时，患者乙肝表面抗原（HBsAg）水平下降，这与治疗6个月时宿主免疫应答相关。对于HBeAg阴性的慢性乙肝患者来说，早期HBsAg水平下降与HBVDNA水平下降一样可以预测聚乙二醇干扰素治疗的持续病毒学应答（SVR）。最后，确定患者的治疗终点是目前慢性乙肝个体化治疗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难判断的，这方面的研究还在探索阶段。

　　《中国医学论坛报》：在过去的几年间，治疗丙型肝炎的小分子蛋白酶抑制剂崭露头角，请您评价一下这类药物的未来。

　　Piratvisuth教授：的确，在过去几年间，有关这些小分子丙肝病毒（HCV）蛋白酶抑制剂的研究非常多，此次大会也收到了许多相关研究论文。

　　首先，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小分子HCV蛋白酶抑制剂可提高患者病毒学应答率，这给难治性丙肝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其次，还有大量研究是关于这类药物安全性的试验，这方面很重要，目前结果是乐观的，患者耐受性较好；最后，展望未来，可能会有不依赖于聚乙二醇干扰素的小分子化合物联合治疗，这也是发展的方向，毕竟患者接受干扰素注射是有创的，而且给患者带来诸多不便。总之，我认为小分子HCV蛋白酶抑制剂是一类充满希望的新药，值得期待。

　　魏来教授：对于小分子化合物，中国患者的需要不同于西方患者。研究证明，高加索人对于聚乙二醇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的应答率低于亚洲人群，因此对于高加索人，联合应用小分子化合物能够显著提高其对干扰素的应答率，应答率可提高到70%或更高，而在中国，传统标准治疗方案已可以使患者的病毒学应答率超过70%。

　　因此，小分子化合物对于中国丙肝患者的重要意义在于，有一部分患者对于聚乙二醇干扰素联合利巴韦林的治疗无应答，或者治疗后再次复发，如果联合小分子化合物，则可能得到有效治疗和清除病毒。还有一部分患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阶段，这部分患者对于目前标准治疗难以完全耐受，如果联合小分子化合物是否可将聚乙二醇干扰素剂量减少，这值得探讨。此外，如果小分子化合物可以缩短疗程，不良反应少，在药物经济学方面也具有优势。

　　APASL2011.花絮

　　开幕式巧遇万佛节

　　与欧美肝病会议不同，APASL年会总有一个华丽、热情的开幕式。APASL2011的开幕式安排在会议第二天，正值泰国的传统节日万佛节（MahkaBucha），相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历史上的这一天向前来集会的1250名罗汉首次宣传教义，故又称为四方具备的集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会议主办方安排了泰国的传统庆典仪式，在泰鼓声与轻声吟唱中，手捧莲花灯、身着传统服装的少女舞蹈着进入会场，象征着祈福的女神花车紧随其后，在浓浓的泰国风情中，大会拉开帷幕。

　　纠正主席点评的中国学者

　　2011年2月19日下午，在一场丙型肝炎专题讨论会上，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洛克尼尼（StephenLocarnini）作为主席在点评中引用了中国乙肝、丙肝的流行病学数据。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一位中国学者站在听众席间的话筒前，平静地告诉洛克尼尼教授：“感谢您对中国的关注，但是您刚才引用的数据是中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病学数据，2008年，中国卫生部公布的大型流行病学研究给出了最新数据，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由原来的9.7%降为7.2%，丙肝病毒感染率由原来的3.2%降为0.4%……”。洛克尼尼在主席台上高兴地点点头，并认真地提笔记录，对这位中国学者的纠正表示感谢，并祝贺中国在病毒性肝炎控制上取得的成就。在场的许多听众也记下了中国乙型和丙型病毒性肝炎流行病学最新数据。

　　这位中国学者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牛俊奇教授。会后，牛教授告诉本报记者，中国在肝病防治方面付出的努力及取得的进步应该让全世界知道。

APASL 2011·学术观点
作者：许倩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 日期：2011-02-24

　　关于乙型肝炎

　　中国台湾廖运范（YF Liaw）：HBV复制是导致慢性乙型肝炎疾病进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清除HBV或抑制HBV可降低疾病进展风险、减缓疾病进展。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乙肝治疗效果远远达不到满意，我们仅能降低乙肝患者肝细胞癌（HCC）的发生率，而做不到杜绝进展到HCC。我们只好期待出现更加有效、安全且患者可以负担的抗HBV药物或治疗策略。

　　中国香港陈力元（Henry LY Chan）：在抗HBV治疗过程中，应该监测HBV DNA水平，尤其对于口服核苷（酸）类似物的患者，将有助于监测耐药，一旦发生病毒耐药，可尽早给予有效的补救治疗。乙肝表面抗原（HBsAg）水平反映的是宿主肝细胞对HBV进行免疫清除的过程，更适合用于预测聚乙二醇干扰素的治疗应答，对于口服核苷（酸）类似物的患者，极早期的HBsAg水平变化可能具有预测意义。因此，监测HBV DNA与HBsAg水平是不能等同的。

　　荷兰哈里·詹森（Harry L.A. Janssen）：在慢性乙型肝炎的个体化治疗过程中，监测HBsAg水平可预测应答情况。对于聚乙二醇干扰素治疗的患者，治疗过程中HBsAg水平下降与持续免疫控制相关；对于核苷（酸）类似物治疗的患者，监测HBsAg有助于判断患者是否可以停药。总之，监测HBsAg水平变化有望成为乙肝管理中的重要指标。

　　关于丙型肝炎

　　澳大利亚亚历山大·汤普森（Alexander Thompson）：宿主的IL28B基因型与其感染1型HCV治疗后的SVR呈显著相关，这解释了相同基因型病毒感染者应答率不同的现象。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是，对感染1型HCV患者IL28B基因型进行鉴定，如果为C/C型，可以预测聚乙二醇干扰素+利巴韦林的治疗效果较好，而如果非C/C型，只好期待HCV蛋白酶抑制剂等新药出现之后进行三联治疗。

　　 关于NAFLD或NASH

　　法国弗拉德·拉奇（Vlad Ratziu）：越来越多的药物被尝试用于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例如维生素E、他汀、吡格列酮等。大量临床证据表明，吡格列酮可以改善脂肪肝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升高，还可以改善肝细胞炎症、损伤，但无法改善肝纤维化。对于NASH患者，无论何种药物治疗，都不能代替饮食控制及生活方式改变。

　　澳大利亚伊丽莎白·鲍威尔（Elizabeth Powell）：由于不同种族人群的遗传异质性，即使体质指数（BMI）相同，其体内的脂肪含量仍是不同的，例如同样的BMI，亚洲人的脂肪含量多于西方人。那么，在诊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时候，需要根据种族特异性的BMI临界点进行判断，从而影响治疗方式的选择。

　　关于肝纤维化

　　中国香港黄炜（Vincent Wong）：研究证明，肝活检仍是肝纤维化诊断的金标准，但其局限于有创性、患者难以接受以及标本的偏倚。瞬时弹性成像（transient elastography）是一种精确性很高、无创的肝脏硬度检查手段，但其不能应用于ALT水平极高的患者。多种无创诊断方法联合应用，可提高肝纤维化诊断的准确性。[4240302]（许倩）